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被外界视为释放年度货币政策信号的央行记者见面会在3月9日上午如期举行。虽然这已是一年一度的规定动作，不过这一次因周小川这位已“超长服役”的央行行长卸任在即，令这场见面会的热度进一步升温。　　素有“中国的格林斯潘”之称的周小川今年已70岁，连任三届央行行长之职令其成为迄今为止在任时间最长的中国央行行长。过去15年间，周小川带领下的央行走过不凡的历程。　　

货币政策篇　　

非典、金融危机，“稳健”应对

过去15年间，整个国际经济环境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又一番“沧海桑田”。而作为货币政策主导者的中国央行始终应宏观经济环境与市场客观规律之需，切实践行着“稳健”二字，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保驾护航。　　

稳健当头赶走“非典”阴霾　　

2002年12月，周小川正式出任中国央行行长。在刚上任后，中国货币政策就可谓“好戏”连台。从年初开始闹得沸沸扬扬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到年中掀起轩然大波的“121”房贷政策，然后再到下半年出人意料地如惊雷般的准备金率调整，最后在年底又悄然推动利率市场化。　　

2003年2月25日，公开市场业务交易日由每周二一个交易日调整为每周二、周四两个交易日。同时，建立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流动性日报制度。　　

2003年6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121号文）印发。　　

2003年8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2003年9月21日起，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由原来的6%调高至7%，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暂时执行6%的存款准备金率不变。　　

2003年12月21日，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由现行年利率1.89%下调到1.62%，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维持1.89%不变。　　

2003年12月27日，原《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二条增加了一款“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在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一次在法律层面明确货币政策委员会在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发挥作用。　　在2003年央行的稳健货币政策下，中国经济逐步走出“非典”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周小川于2008年回顾过去5年的货币政策时曾表示，5年间，货币政策在科学性和前瞻性方面有不少的进步。比如，2003年，公众都担心“非典”会不会把经济拖下去。但从那时，国务院、央行和国家主管部门就开始研究中国双顺差问题，同时开始设计和推行一系列回收流动性或调控流动性的措施。“现在想起来，我们现在执行的措施基本上都是2003年设计并开始试行的，说明还是非常注意科学性和前瞻性的”。　　

灵活多变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在周小川第一次连任之时，恰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都被摆到了放大镜之下，牵一发而动全身。当时，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被视为经济的“稳定器”，起着救市的作用。这对于中国央行以及刚刚连任的周小川来说，无疑都是巨大的压力。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从2008年上半年的适度从紧到下半年的适度宽松，出现明显变化。从2008年初开始，为防止经济过热，央行半年内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然而，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效应的蔓延，中国GDP增速连续5个季度出现回落，经济下行趋势及压力加大，通货膨胀的风险一下子转成了通货紧缩。于是，央行快速调整货币政策，开始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8年1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8年1月25日起提高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执行15%的存款准备金率。之后，在3月18日、4月16日、5月12日、6月7日又连续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而进入下半年，央行的货币政策开始180度转变。2008年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2008年9月25日起，除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暂不下调外，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个百分点，汶川地震重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2个百分点；9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7个百分点，由7.47%下调至7.2%，其他各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相应调整。　　

紧接着，当年10月9日、10月30日、11月27日、12月23日，央行又接连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　　周小川曾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会”上表示，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必须动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　　也是在2008年这一年，大家发现此前一直以一头黑发示人的周小川突然间满头白发。　　

职能转变从行政化到市场化　　

在不少人看来，周小川在2008年的第一次连任相当程度上可能是出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一非常时期的非常选择。到了2013年，周小川以超龄之姿再度连任中国央行行长一职。　　2013年3月13日，在是否连任的问题上，周小川的回答是：“不管我本人是否连任，所谓实践检验真理、实践检验政策，做得对的东西肯定会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而就在几天之后（3月1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国务院各组成机构负责人，周小川成为首位“三连任”的央行行长。　　

只是，如同5年前一般，当下摆在周小川面前的依旧是巨大的挑战。2013年初，关于“货币是否超发”的问题引起一系列讨论。于是，央行采取稳中偏紧的货币政策。2013年6月的那场“钱荒”到如今回想起来依旧心有余悸。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流动性紧张也带来了正能量，央行的调控手段升级，机构和市场的抗压能力也得到相应提升。这一年，无论是央行重启正回购、重启3个月央票以及3年期央票，还是6月份货币市场利率大幅波动时央行进行非公开的常备借贷便利（SLF）操作，以及7月份公开市场上的“放短锁长”操作，都凸显出在货币政策维持中性背景下，央行管理流动性的思路——维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稳定和适度，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与此同时，央行金融调控更加注重“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的金融调控，旨在减少货币信用创造，推进金融脱媒化进程。　　

金融改革篇　　参与金融改革，“很有幸”　　

正是在“钱荒”这一概念开始冲击市场的2013年，中国的金融改革进入波澜壮阔的一年。在金融去杠杆的大基调下，无论是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还是资金利率，都以加速态势在全球金融市场掀起一场风起云涌。　　

利率市场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根本。2013年7月19日，央行决定，自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9月下旬，央行继续稳步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工作：建立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推动开展贷款基础利率报价工作；推进同业存单发行与交易，为稳妥有序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创造条件。　　

其实，2012年底，周小川已明确表示，近期，着力健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提高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做好贷款基础利率报价工作，为信贷产品定价提供参考；推进同业存单发行与交易，逐步扩大金融机构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近中期，注重培育形成较为完善的市场利率体系，完善央行利率调控框架和利率传导机制。中期，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健全市场化利率宏观调控机制。　　

由此可见，央行的利率市场化的规划图谱已非常明晰。　　周小川在2016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应该说在去年底之前基本上就已完成，金融机构都有自主决定利率的权力。当然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应该说利率市场化已有决定性的进展。　　

银行业改革实现“涅槃重生”　　

而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的前提之一就是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在周小川15年的央行行长任期内，中国银行业可以说是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涅槃重生。　　在周小川上任央行行长之初，恰逢中国银行业陷入严重的困局，改革迫在眉睫。2003年,大型商业银行报告的不良资产率是25%，市场的估计基本在35%至40%。　　

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国家决定启动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2003年12月30日，国家开始启动对国有商业银行注资。通过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分别注资225亿美元。　　2005年6月17日，建行与美洲银行签署战略投资合作协议。这是四大国有银行首次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　　2005年10月27日，建设银行率先在香港H股上市。2006年6月1日，中国银行在香港H股上市。　　2006年7月5日，中国银行回归A股，创下当时A股IPO数项记录。2006年10月27日，工行在香港和内地同时挂牌，成为全球最大的IPO。2007年9月25日，建设银行回归A股，工、中、建三大行在A股“会师”。2010年7月15日，农行内地挂牌，并将于翌日在香港挂牌。至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均顺利完成上市。　　

2009年，我国金融管理机构代表中国正式加入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　　

2011年11月，金融稳定理事会宣布，全球首批29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名单，中国银行成为中国乃至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地区惟一入选银行。　　

至此，中国大型商业银行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2011年末，我国银行业总资产达到111.5万亿元，是2003年改革前的4倍多；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实现持续“双降”，不良贷款比率从2002年末的23.6%下降到2011年末的1.8%。　　

然而，正如周小川在2012年初所言，已完成的商业银行改革重点解决了资本充足水平和质量等问题，“但我国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道路仍没有走完，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商业银行改革”。　　

坚定汇改人民币走向国际化　　

过去的15年间，作为中国金融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说是成绩斐然，而作为中国央行掌舵者的周小川更是被外界称为“人民币先生”。　　

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人民币成为继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之后，加入SDR货币篮子的第五种货币，人民币成为第一个被纳入SDR篮子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　　

时任IMF副总裁朱民在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提出人民币“入篮”时，由于不可兑换等原因，人民币不符合IMF的要求。因此，围绕人民币如何能满足SDR运营要求的标准，双方拟定了一个方案，央行需要完成一系列改革。“我们给央行的领导很高的赞誉，因为他们有勇气来推行这个改革，来争取这个地位。特别是行长周小川，推行这个改革一步步往前走”。　　

人民币汇率改革一步步走来，顶着西方国家的各种质疑、顶着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的风险、顶着各种做空基金的恶意狙击，可谓是“杀出了一条血路”。　　

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正式启动，启动浮动汇率制度。对此，周小川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固定汇率好像打仗时手里拿的盾牌，无论你如何打来，我都坚持不动；如果我坚持不住，冲击就会造成影响。浮动汇率则像海绵垫子，你要打进来我就给你一个软的，进来就进来，我不让你打到我；等你想撤的时候，我还夹你一下，让你脱一层皮再走。”　　

2007年5月21日，央行决定，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0.3%扩大至0.5%。　　

到2008年4月10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突破7.0关口，汇改以来人民币升值幅度达近20%。但受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人民币停止升值走势；同时，在危机爆发后，人民币开始紧盯美元。不过，在两年之后的2010年6月人民币汇改再度启动。当年6月19日，央行宣布重启自金融危机以来冻结的汇率制度，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2012年4月14日，央行决定自4月16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0.5%大至1%，为5年来首次。2014年3月17日，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1%扩大至2%，外汇指定银行为客户提供当日美元最高现汇卖出价与最低现汇买入价之差不得超过当日汇率中间价的幅度由2%扩大至3%。　　

2014年7月2日，取消银行对客户美元挂牌买卖价差管理，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发挥更大作用，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汇率预期分化，中央银行基本退出常态外汇干预。　　

周小川在2018年3月9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说主要的政策该出台的都已出台。另外，中国是稳步地、渐进地逐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可兑换以后，还存在着一些个别方面的限制，这些限制也会逐步、稳步地放开，放开以后，人民币国际化还能够进一步地向前迈进。　　

面对“漫长职业生涯中有哪些难忘和遗憾的事情”这一问题，周小川说：“事情太多了，很难挑出来。有幸和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做工作，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