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通人来讲，收入、财产和财富是一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很少有人会认真地想想这三者会有什么不同。这并不奇怪，因为通常它们都是以货币形式来表现的，都可以归结到两个字，那就是“金钱”。

从财务上来讲，“收入”是个流量的概念，它表明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在特定时期内所获得的实物量或货币量，这个不同时期的量是可以累加的。比如一个人可以通过月工资累加成年工资总额。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年代，人们的收入主要是以获得粮食的多少来表示的。所谓“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说当个县官的薪俸也就是五斗米的重量。在农业时代，无论农民，还是地主，无论官僚还是皇帝，大家的主要收入都是一大堆的实物，而不是货币。货币之所以不流行是因为商品交换活动的规模有限，除了商人外，大多数人都依靠土地自给自足，无需交换劳动产品也能维持生活。

因此，在农业社会衡量一个人或一个集团财产或财富的大小，是以其占有的土地多少来衡量的。比如 “ 富者阡陌纵横，贫者无立锥之地” 就是用来形容极端贫富差距的可怕景象。“财富”或“财产”是一个存量的概念，它说的是截至在某个时间点上的金额或数量。各个不同时点的“财富”或“财产”余额是不能累加的，只能通过变动来表示其“增加”或“减少”。过去普通农民谈到地主们时常用“地主老财”来形容其地位，意味着即使从直观经验上感觉，大多数地主的财产也是通过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积累过程后而获得的。

按照现代商业社会的财务管理概念，“收入”要归入“损益表”的范围内，有收入就有支出， 收支相抵就会产生损益，“收入”大于“支出”就是利润，利润的积累就是财产， 被用来增值的财产叫做资产，也可以理解为储蓄。反之，就是“亏损”，就是损失，如果没有前期的资产积累或储蓄，这时就会产生“负债”。

有了“利润”和“亏损”，这时就需要使用资产负债表来体现“资产”和“负债”的金额和数量。“利润”通常会以现金或实物（比如房产等）出现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 一方，而“负债”则出现在另一方。“资产”减“负债”则等于“净资产”，也就是那些实实在在属于自己的财产数量，未减除负债的资产，即使再多，也皆是浮云，那是“奶妈抱孩纸 ---- 人家的”。

作为个人和家庭，在日常生活中并非使用“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等工具来理性地管理自己的收入和财产。这一方面是因为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和资产额度较小，靠大脑基本就可以搞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平头百姓缺少相关的财务管理训练，概念不清，有待养成良好的理财习惯。

相对于“收入”和“财产”，“财富”则是一个更大的概念，也更接近于无形。只有财产大到一定的数量级或者蕴藏在土地中以及人类身体上的潜力才可用“财富”来表示。同时，“财富”并不一定需要用货币来表示。比如，一个国家的财富可以体现在她的土地，矿藏以及人口的多寡，也可以体现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人均寿命以及科研实力上，所有这些是不能完全用货币的金额来准确表示的。人们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一个人的财富数量，是说那个人的财富已经超过了用金钱衡量的程度，即使以金钱表达，那个财富的确切数量也是属于模糊数学的范畴，没人说得清。

人类的一部文明史，就是通过劳动手段作用于自然物将天下的“财富”化作一部分人或集团的“财产”或“资产”和另一部分人的“收入”的过程。

从“财富”到“财产”，实际上是将部分社会财富与特定的人和集团的所有权挂钩的过程。财富可以是社会共有的，但财产一定是有所有人的。财富不一定有交换价值，但财产却一定具有交换价值。货币作为交换的中介，体现了财产的交换价值的大小，并对财产具有索取的权利。

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必须要让自己具有某种程度的交换价值，才会取得一定量的货币收入。这种个人的货币收入必须大于个人消费才会产生一定量的个人“财产”，比如住房，现金储蓄等等。如果个人的财产能够取得增值，或被投入到增值的过程中，即可被当作一份“资产”来看待，这份“资产”会像土地不断产出地租，果树不断生长果实，奶牛不断产奶一样为所有者创造源源不断的现金收入，也称现金流。

就全社会来说，“资产”之所以能够增值是因为土地上由农民在耕种，果园有果农在培植，奶牛有牧人在饲养。就是说，归根结底，是人类的劳动在增值，才会有社会资产的增值。而这种资产的增值是通过交换价值的上升来体现的。比如说，房产增值是因为一定有人愿意以比以前更多的货币来交换房产，通过这种交换才能提升房产的价值。但交换价值的提升并不必然意味着该房产具有和交换价值一样大的内在价值，交换价值的上升也很有可能是通货膨胀的结果，人们手上的钱“毛了”。

人生在世，只要不是富二代，那么首先要有收入，其次要有财产，有了财产还不够，最好能将财产变成资产，让其增值。“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要让资产能够产生源源不断的“活水”，产生现金流才算是王道，只有现金流的“活水”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到那时，方可有资格谈论“财富”。

“财富”在绝大多数时候表现的是一种潜力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也就是说比它的现有力量要大得多的力量。它是“bigger than bigger”， 它是比资产更大的“资产”。 一旦“财富”被承认，他就会散发出炫目的光芒，就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影响力，就会成为社会权力。 “财富”并不与以货币形式表现的资产划等号， “富甲天下”的首富们的财富值要大大高于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上的金额。 “财产”与“财富”相比就是“见龙在田” 和“飞龙在天”的差别。伟大的思想者的思想与人们改造自然的巨大能力一样，都是一种财富，这并不能因为它们没有交换价值或交换价值较低而改变其财富的属性，在没被承认之前，他们是一种蛰伏的力量，而一旦被承认，他们将会决定财富的价值和标准，资产负债表将会被改写。

将“财富”贴上所有权的标签，划归具体的个人和集团名下，必然会以分散的资产或财产的面目来呈现，也必然会被要求保值和增值，最好不过的是永续增值，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永续增长的内在要求。保值和增值就是交换价值的保值和增值，它的具体表现就是资产价格的稳定和上升，因此，就必须保持交换活动的永不停歇，以及货币流动的永不停歇，所有的这一切就必须依靠以工资为收入的人群不停的扩大消费为前提，离开了消费及消费的扩大，交换就会停顿，增长就会下降，货币量就会萎缩，资产增值就会终止甚至贬值。这时，财富还是财富，它并没有从社会上消失，而资产则不再是资产。这时由财富产生的社会权力就会随着资产的转移而发生转移，这种转移可能表现为将社会权力还给社会，也可能只是不同财产所有人之间的转移。

人们追求财富其实是在追求财富所具有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通过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就会创造出资本食利者们共有的自由天堂。在这个天堂中，生产与消费的每个循环都在为财富和财产的增值服务，确切地说，是一场使交换价值不断增值的游戏。在这个天堂中，大多数人靠交换劳动力来取得财富所有者们发放的“游戏币”--- 固定的货币收入来生活，他们必须要用这部分“游戏币”去交换财富所有者们手中提供的商品。但是，就这种“游戏币”的总交换价值而言是一定要少于财富所有者们手中商品的交换价值的， 否则，利润不会产生，财富无从增值。货币对一部分人来说是获取生活资料的中介，对另一部分人来说，生活资料是获取货币的中介。但是，如果仅靠收取发放出去的“游戏币”，那么，一部分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就无法实现，因为“游戏币”所带动的有效需求不足，这时，财富的交换价值就会发生亏损，就会贬值，增长就会停滞，危机就会发生。此时，财富的社会权力就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那就是要求发放更多的“游戏币”来刺激需求，使无法实现的那部分生活资料的价值得以实现。更多的“游戏币”意味着更多的货币，而更多的货币并不意味着更多的个人或家庭的收入，而是意味着更多的“负债”。通过财富与政治的结合，金融手段的创新，“消费信贷”作为新的游戏规则的诞生为财富的交换价值的实现与提升提供了看似不竭的源泉，只要有人，只要人要生活，人的负债就不会中断，使财富交换价值增值的游戏就可以不断的玩下去。

人的自由天性要求摆脱束缚和压迫，但在现实社会中，人却无时无刻不被束缚和压迫着。 绝大多数人在追求财富中失去了自由的天性，泯灭了人生的理想，扭曲了奋斗的方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追求财务自由的征程中，取得成功的人往往是能够经得住消费诱惑的那类人。绝不负债消费，但却可以通过负债积累资产，因为资产的收益会大于负债的成本。能够创造出自己的资产才是走向财务自由的必由之路。

资产可以产生财产，财产的积累可以形成财富，而财富的增长就可以凭借其社会权力取得超过社会生产力增长幅度的收益。法国著名经济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在他的《21世纪资本论》 中曾提出了一个著名定律：r>g。 即，从长期来看资本的收益率（特别是达到了财富级别顶级资本的收益率）明显超过国民经济增长率。他通过观察研究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国家所经历的财富极为不平等的发展过程以及最近几十年来全世界巨富阶层的爆炸式财富增长趋势得出了这个结论。在这里，资本收益率r 包括利润、股利、利息、租金和其它资本收入；g 代表经济增长率，即年收入和经济产出的增长。也可以简单的把它比作GDP的增长率。

按照皮凯蒂的分析，当资本收益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时，从逻辑上可以推出继承财富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劳动收入和经济产出。在这种状况下，相对于通过劳动收入积累的财产数量，靠继承财富的人群所占有的财富总量将在社会总财富中不可避免的占有主导地位，“并且资本的集中程度将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可能有违现代民主社会最为根本的精英价值观和社会公正原则。”（《21世纪资本论》P28）

这里的悖论是，即使经济不增长或下降，资本的收益率仍然会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因此，在经济萧条阶段，贫富差距会被拉得更大。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社会顶层的1%人群在低迷的经济环境中依然保持着相当客观的收益水平。而大多数打工一族只能遭受失业和降薪的折磨。 没有什么比经济危机更能让人理解什么叫社会权力了。

皮凯蒂的结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在财富的积累方面， “old money”要比“new money”更胜一筹！原因何在？因为，“新钱”首先要能满足满足“旧钱”的增值需求，才能积累自己。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以工薪为代表的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呈日趋下降态势，这一点无论是在欧美还是中国没有什么不同。这意味着为了消费，并通过消费推动经济增长，政府和个人以及家庭的负债会不断上升，财务自由将由看起来的一步之遥变得遥遥无期。收入越来越只能满足个人及家庭的基本需求，也就是说收入只够吃饭，穿衣，而要实现居者有其屋，行者有其车，则只能依靠负债，别无它途。可是，一旦负债，对大多数人而言，意味着在今后的10 – 20年内将不会再有自由的生活，生活的每一天都是在为银行打工。有钱方能任性，没钱的房奴们只能小心翼翼，委曲求全地在加班中度日，连休假都要看老板的脸色。有可能更为诡异的是，那些银行的股东很可能也是每月发放你工资的雇主。大多数人拿到的货币收入实际上是个回流的过程，货币将最终流回到发放收入的地方。 所不同的是，在这个循环中，货币的总额由于债务的增加而增加了。在财富所有者看来，这世界上每多出一个人，就等于多发出了一笔债务，这每一笔债务都会带来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使得财产不断增值。 靠工薪收入过活并且承担着债务的人们像一只只踩着轮子发电的小老鼠，在担忧和恐惧中越是想挣扎着逃出轮子，就越会为看客们提供更多的光和热，直到精疲力竭时也不会明白这其实是一个无法遁逃的世界。

在很久以前的大英帝国时代，有一个名叫韦克菲尔德的囚犯。 他因为绑架富家女未遂而坐牢服刑。当他发现自己有可能和其他罪犯被送往澳大利亚时，便产生了这一事件对澳大利亚的影响以及自己人生角色的思考。他认识到，你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资本带到澳大利亚 --- 货币、工具和原材料 --- 但是，如果你不能找到任何为你工作的劳动力，你就不能成为资本家。 在当时的澳大利亚，土地几乎是唾手可得。只要愿意，那些来到澳大利亚的人都可以作为独立的生产者而生存，不必为其他人打工。韦克菲尔德认为，唯一能够保证劳动的有效供给并保护资本主义在那里发展的方法是，由国家对土地制定一个保护价格，而且价格水平要足够的高，使得每个初到澳大利亚的人都必须首先作为工薪劳动者去工作，直到他们中的一些人积攒到一定的资本才能获得土地所有权。这个理论就是后来被称为殖民化理论的最早来源。

其实，这一殖民理论不仅适用于昔日大英帝国的各殖民地，在今天人类社会中的财富所有者和工薪收入者之间也同样适用。大多数人在呱呱落地，来到这个世界之时，与当年那些去澳大利亚殖民的囚犯并无大的不同。你同样不能廉价获得生产资料，你同样需要打工赚钱。对富人来说，你已经被“殖民”到了财富增值的游戏场景之中。你要赚够了游戏币方能“赎”出自身，寻到一处安身立命的所在。如果有朝一日，你也能利用其它的生命去“殖民”，说明你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向着财富的积累迈出了一大步。

这个星球上的自然资源毫无疑问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千百年来，让地球人伤脑筋的问题是如何分配这笔财富，又如何通过劳动作用于自然，使财富增值？据说最早的人类是通过相互武力袭击敌对群体来占有它人的劳动成果的。 拥有战利品的多寡不仅具有生活的实用价值，而且也是一种荣誉的体现。财富作为掠夺来的战利品满足了“占有者与受到劫掠的敌人之间的嫉妒性对比”的要求（ 《 有闲阶级论》P14，凡勃伦）。即使在同一群体内部，这种获取战利品的多寡也时刻体现着不同个人之间的嫉妒性对比。带有荣誉性的财富嫉妒性使最初的个人财产所有权的意识逐渐产生，财产私有的观念开始萌生，因为只有确定了所有权才能满足个人的炫耀心理。“财产的价值与其说是作为成功劫掠的证明，不如说是用来证明所有者相对于同一社会里其他人的优势” （ 《 有闲阶级论》P14，凡勃伦）。

为了取得这种优势，人类相互之间从劫掠财物，发展到劫掠人。因为大家都认识到只有将人的劳动作用于自然，比如，土地，才会生产出更多的财物。在农耕社会里，占有土地和奴隶越多的个人，可炫耀的资本就会越大。拥有财产作为获得声誉和尊敬的基础，取得了相对重要性和有效性。在文明的进程中，劫掠财产被有意识的生产活动逐步取代，在准和平条件下，财产积累便成为嫉妒性对比的主要动机。积累的财产的数量成为能力是否出众的公认标志，成为赢得尊敬和独立的明确基础。 在当今社会中“拥有财物，不管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积极取得的，还是由于他人遗产的转让而被动取得的，已成为赢得荣誉的传统基础。拥有财物最初只被视为能力的证明，如今普遍认为这本身就是值得赞扬的行为”。（ 《 有闲阶级论》P24，凡勃伦）。人们从通过获取财富来证明自己，演变到了追求财富本身，手段变成了目的。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说过：“显然，无数民众都尊重那些极为富有的人，而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令自己拾起同样的态度。我很高兴在接见皮尔蓬• 摩根、安德鲁•卡内基或者詹姆斯• 希尔等人时给予他们必要的礼遇，但就尊崇他们这一点上，举例来讲，我更愿意尊重极地探险家皮里或者历史学家罗德 ---- 就算我想尊重富人我也没法逼自己这么做，更何况我从来没想过。”（《金融与好的社会》P340，罗伯特•希勒）其实，罗斯福家族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也算是显赫一族，但他显然认为，探险家和历史学家在为社会贡献财富方面并不逊于那些富豪大亨们。他甚至不理解为什么人们会那样尊崇富豪。

但是，正如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指出的那样，一个人可能拥有财富，即财富的交换价值。但是如果他没有能力生产比自身消费的产品更有价值和更多的产品，那他最终也会变穷。 因此，生产财富的能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

在农业时代，占有土地和使劳动力依附于土地，是地主土豪赖以获取财产的法宝。离开了土地和人的结合，自然财富不可能具有交换价值，没有交换价值的财富，不可能具有变现增值的潜力。但农业生产的财富积累是极其漫长的过程，从公元元年直至18世纪，全球经济总产值只增长了0.1%，刚好与同时期的人口增长率相等（ 《 21世纪资本论》 P74）。也就是说，就人均而言我们地球上的财富的交换价值并没有增加。但由于人口的增加，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土地，使得经济产出的总额在持续缓慢的增加，这一增加额被集中到了土地所有者手中。土地劳动者的收入被控制在勉强糊口的饥饿和半饥饿状态。控制或占有大量劳动力是农业社会中土豪们维持受人尊重地位的先决条件，只有有闲，才能有权。奴隶制是农业社会的极端状态， 奴隶与劳动成果均为奴隶主所有，奴隶作为财产的大致交换价值等于土地的交换价值。这是劳动力的稀缺性决定的。皮克蒂通过对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奴隶市场的研究发现，奴隶们的市场价值几乎与农地的市场价值相同，约相当于那时美国的1.5年的国民收入。他指出，美国南方的奴隶主拥有的财产超过了旧欧洲的地主，南方地主们的土地并不值钱，但由于他们很明智地不仅拥有土地，还控制了土地所需要的劳动力---奴隶，因此，他们所拥有的总资本的价值更高。

他进一步指出：“ 如果把奴隶的市场价值加入其他所有类型的资本，则（美国）南方各州的资本价值总量将超过6年的国民收入，同英法两国资本总量的相对规模接近。相反，在几乎没有奴隶的北方各州，总财富水平要低得多，仅为北方各州3年的国民收入，相当于南方各州或欧洲的一半。” （ 《 21世纪资本论》 P74）。皮克蒂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者的价值才是社会财富得以增值的源泉，即使在一部分人是另一部分人财产的情况下，奴隶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也代替和压倒了土地资本。

考虑到在工业化社会中，自由雇佣劳动者的平均生产率要高于奴隶社会的平均生产率，这实际上意味着劳动者们总的资本价值要大大高于当初奴隶们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比重。 劳动者带给雇主的回报实际上也大大高于奴隶带给奴隶主的回报。不同点在于，奴隶主要被用来与土地结合，而自由工人则被用来与机器结合。 奴隶的生活资料依靠奴隶主的实物配给， 而工人或打工者则通过换取货币收入来交换生活资料。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制度安排，而不是自然演变的结果。 在农业社会里，强者对土地的控制总是存在着一个极限，在同一时间空间内，总是会有未被完全占有的荒地能够为自由民所有，有地无劳动力的现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常态。因此，要想获取财富，仅仅占有土地还是不够的。只有通过控制人，才能控制人所具有的劳动力。因此，把人变成奴隶或者依附地主的佃农成为一种积累财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武力成为了中介手段。而在工业社会中，由于货币的广泛使用，束缚劳动力的中介手段变成了货币。 离开了土地的农民，没有货币的中介就无法维持生活，他们从依附土地变成了依赖货币，没有土地，他们无法自给自足。不追求货币，他们就交换不到生活资料。因此，只有首先交换自己的劳动力来交换货币，这样，他们被迫最终与机器实现了结合。这种结合固然要比奴隶与土地的结合过程自由的多，也文明的多。但它们的内在逻辑却是惊人的相似，数千年来不曾改变过。《圣经》中说，“ 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则成了债主的仆人”（ 《 罗马书 13：8》。没钱的被有钱的控制，流动性好的资产控制流动性差的资产。每个人的劳动力都是自己的宝贵资产，然而，它必须向金钱的流动性低头。为了获取货币收入，将人力资本投入为他人资产增值的生产过程，这是条“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曾说过“。。。。。。社会发展的总方向，是使个人从他从事的日常活动时束缚他的那些习惯和成规的羁绊中解放出来。”（《通向奴役之路》P42）。然而，在被管制的生产过程中，人的日常活动恰恰是这些习惯和成规不断强化的过程。 如果不能通过财务自由解放自己，所谓自由不过就是一句冠冕堂皇的空话而已。

“没钱人的命运掌控在有钱人的手里” – 列夫•托尔斯泰（《金钱之书》P51）

毫无疑问，人力资本的价值是社会总资本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形式，它是国家财富的一部分，更是个人价值至高无上的体现。 实现个人价值，无非是说要最大限度的将个人的交换价值所创造财富，最大限度的为自己所掌握，而不是用来为他人的财富增值。

这个社会不缺少财富，却缺少能够不满足于工资收入，敢于将财富的一部分变作自己财产的人。工作收入只反映了你个人价值的一部分，而更大的一部分则被你的雇主分享。但是这一点却并未被劳动者自身充分的认识到。大多数人只能通过交换自己的劳动力，通过为雇主创造交换价值来换取货币收入。这个社会是由一系列交换法则支配着，而交换法则并非是自然演进的结果，它是人为的制度产物，是社会各阶级力量博弈的结果。对货币和土地的占有使得富人有更多时间和机会参与到制度设计之中，财富的力量强化了他们的话语权，使得他们更容易设计对自己更有利的规则和制度。“人微言轻”不是因为“人”微，而是因为“财”微，没有资产和财富做后盾，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如同蝼蚁一半，无论怎样发声都不会有人理会。话语权的大小其实也就是财产值的大小，“财大”方可“气粗”，绝不是一句戏言，而是历史人生的宝贵经验。

人类所从事的一切活动不过就是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两件大事儿。然而，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贪得无厌、巧取豪夺、投机咋骗以及急功近利充斥了整个人类历史。人类已经证明自己并不缺少建造房屋、制造汽车以及满足自身日用需求品的能力。在纸币与黄金脱钩的时代，以缺少资本为借口，让食利阶层不劳而获，靠货币所有权，坐收高额资本收益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会对实现社会公平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人的自由，实际上是要让人从为资本增值服务的法则挣脱出来，变成首先为人的自身服务。对那些千百万的打工者而言，工作与消费的分离，生产与生活的割裂才是最大的不自由。 大多数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本无兴趣，他们的目的不过是要获取货币收入，通过消费养家糊口。他们用8小时，甚至是更长的工作时间，交换休闲与假期，而这些本来对人就不应该是稀缺的东西，却成了需要用体力和脑力交换的稀缺品。这是人类在追求财富过程中的异化和扭曲。

创造财富需要货币的投入，分配财富需要货币的产出。而人的正常需求是制造货币供应量的抵押品。大多数人对衣食住行的需求都是一小部分人资产升值的机会。社会的交换规则将人的基本需求限制为通过货币表现的有效需求。满足需求的最好的，最简便的方式就是借债。没有债务，社会生产就不会增长。然而，这里的问题是，社会生产力真的下降了吗？对此的回答是，当然没有。无论是生产能力还是真实需求都没有下降，下降的只是货币流通量在下降，财产的交换价值在下降而已。交换价值下降的直接后果就是资产价格的下降，社会的名义财富值在下降，资本收益率也会走低。这实际上对普罗大众的生活不应该造成任何影响。但是，由于对财富创造的追求被对货币的追求所替代，交换价值取代了价值，对资产者来说就会表现为产出的货币量小于投入的货币量，也就是亏损。这时，生产的能力虽然还在，但对资产的所有人而言，这种生产力是没有价值的，减少供给是最好的选择。工作机会相应的减少，使得劳动者的货币收入也相应减少，最终不得不减少日常消费。资产所有者减少的不过是财富的交换价值的积累，劳动者却不得不承担日常生活水平的下降。这其实是在利用社会权力将危机转嫁给社会大众。在农业社会，多数人不做农民或者奴隶就不可能生存，因为土地已被剥夺；在现代社会，不负债就不会有生存机会，因为货币已被社会财产的所有者所控制并占有。他们随时准备威胁全社会，因为他们是too big to fall 。

当代经济的本质就是债务驱动经济。债务经济的一大特点是只有政府和打工族的不断增长的债务才会带来经济指标的增长，进而才会有资产和财产的增值。只有保证了财产的增值，打工一族的工作机会和货币收入才会有所保障。这本身就是一个诡异的链条，因为，正是打工一族通过抵押未来收入，所负担的债务创造了新的货币发行量。正是这些债务货币驱动了消费，使得经济得以运转。雇主们支付给他们的货币收入，其实不过是打工一族自己所创造出来的货币量中的一小部分。从这一角度来说，那些负担了债务的“房奴”和“卡奴”们着实做了一把只有“活雷锋”才会做的事情。2500百年前，孔子曾这样赞扬他的弟子颜回：“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 回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房奴与卡奴们像颜回一样节衣缩食，不改其乐的用自己的债务为富人的资产增值。在创造了财富的同时却没有得到一声像颜回那样的赞扬，他们的贡献并不为社会所承认， 这就是社会权力决定的交换法则所起的作用。

财富、财产和收入代表了社会的不同等级，财富和财产的交换价值是通过收入抵押形成的社会债务创造出来的。一个社会杠杆率的高低决定了货币发行数量，也决定了交换价值的实现过程。